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臣等猥以空疏，备员讲读。圣明天纵，学问日新。臣等才有限而道无穷，心欲言而口不逮，以此自愧，莫知所为。 窃谓人臣之纳忠，譬如医者之用药，药虽进于医手，方多传于古人。若已经效于世间，不必皆从于己出。 伏见唐宰相陆贽，才本王佐，学为帝师。论深切于事情，言不离于道德。智如子房而文则过，辩如贾谊而术不疏，上以格君心之非，下以通天下之志。但其不幸，仕不遇时。德宗以苛刻为能，而贽谏之以忠厚；德宗以猜疑为术，而贽劝之以推诚；德宗好用兵，而贽以消兵为先；德宗好聚财，而贽以散财为急。至于用人听言之法，治边驭将之方，罪己以收人心，改过以应天道，去小人以除民患，惜名器以待有功，如此之流，未易悉数。可谓进苦口之乐石，针害身之膏肓。使德宗尽用其言，则贞观可得而复。 臣等每退自西阁，即私相告言，以陛下圣明，必喜贽议论。但使圣贤之相契，即如臣主之同时。昔冯唐论颇、牧之贤，则汉文为之太息；魏相条、董之对，则孝宣以致中兴。若陛下能自得师，莫若近取诸贽。夫六经三史，诸子百家，非无可观，皆足为治。但圣言幽远，末学支离，譬如山海之崇深，难以一二而推择。如贽之论，开卷了然。聚古今之精英，实治乱之龟鉴。臣等欲取其奏议，稍加校正，缮写进呈。愿陛下置之坐隅，如见贽面，反覆熟读，如与贽言。必能发圣性之高明，成治功于岁月。臣等不胜区区之意，取进止。
熙宁四年二月某日，殿中丞直史馆判官告院权开封府推官苏轼，谨昧万死再拜上书皇帝陛下： 臣近者不度愚贱，辄上封章言灯事。自知渎犯天威，罪在不赦，席稿私室，以待斧钺之诛；而侧听逾旬，威命不至，问之府司，则买灯之事寻已停罢，乃知陛下不惟赦之，又能听之。惊喜过望，以至感泣。何者？改过不吝，从善如流，此尧舜禹汤之所勉强而力行，秦汉以来之所绝无而仅有。顾此买灯毫发之失，岂能上累日月之明，而陛下幡然改命，曾不移刻，则所谓智出天下而听于至愚，威加四海而屈于匹夫。臣今知陛下可与为尧舜，可与为汤武，可与富民而措刑，可与强兵而伏戎狄矣。有君如此，其忍负之！惟当披露腹心，捐弃肝脑，尽力所至，不知其它。乃者臣亦知天下之事，有大于买灯者矣，而独区区以此为先者，盖未信而谏，圣人不与；交浅言深，君子所戒。是以试论其小者，而其大者固将有待而后言。今陛下果赦而不诛，则是既已许之矣；许而不言，臣则有罪；是以愿终言之。 臣之所欲言者三，愿陛下结人心，厚风俗，存纪纲而已。 人莫不有所恃，人臣恃陛下之命，故能役使小民；恃陛下之法，故能胜服强暴。至于人主所恃者谁与？书曰：“予临兆民，凛乎若朽索之驭六马。”言天下莫危于人主也。聚则为君民，散则为仇雠。聚散之间，不容毫厘。故天下归往谓之王，人各有心谓之独夫。由此观之，人主之所恃者，人心而已。人心之于人主也，如木之有根，如灯之有膏，如鱼之有水，如农夫之有田，如商贾之有财。木无根则稿，灯无膏则灭，鱼无水则死，农无田则饥，商贾无财则贫，人主失人心则亡。此理之必然，不可逭之灾也。其为可畏，从古以然。苟非乐祸好亡，狂易丧志，则孰敢肆其胸臆，轻犯人心。昔子产焚载书以弭众言，赂伯石以安巨室，以为众怒难犯，专欲难成，而孔子亦曰：“信而后劳其民，未信则以为厉已也。”惟商鞅变法，不顾人心，虽能骤至富彊，亦以召怨天下。使其民知利而不知义，见刑而不见德，虽得天下，旋踵而失也；至于其身，亦卒不免负罪出走，而诸侯不纳，车裂以狥，而秦人莫哀。君臣之间，岂愿如此。宋襄公虽行仁义。失众而亡；田常虽不义，得众而强。是以君子未论行事之是非，先观众心之向背。谢安之用诸桓，未必是，而众之所乐，则国以乂安。庾亮之召苏峻，未必非，而势有不可，则反为危辱。自古及今，未有和易同众而不安，刚果自用而不危者也。 今陛下亦知人心之不悦矣。中外之人，无贤不肖，皆言祖宗以来，治财用者不过三司使副判官，经今百年，未尝阙事。今者无故又创一司，号曰制置三司条例使。六七少年，日夜讲求于内；使者四十馀辈，分行营干于外。造端宏大，民实惊疑；创法新奇，吏皆惶惑。贤者则求其说而不可得，未免于忧；小人则以其意度朝廷，遂以为谤，谓陛下以万乘之主而言利，谓执政以天子之宰而治财。商贾不行，物价腾踊，近自淮甸，远及川蜀，喧传万口，论说百端。或言京师正店，议置监官；夔路深山，当行酒禁；拘收僧尼常住；减刻兵吏廪禄；如此等类，不可胜言。而甚者至以为欲复肉刑。斯言一出，民且狼顾。陛下与二三大臣亦闻其语矣，然而莫之顾者，徒曰“我无其事，又无其意，何恤于人言。”夫人言虽未必皆然，而疑似则有以致谤。人必贪财也，而后人疑其盗；人必好色也，而后人疑其淫。何者？未置此司，则无其谤，岂去岁之人皆忠厚，今岁之人皆虚浮？孔子曰：“工欲善其事，必先利其器。”又曰：“必也正名乎。”今陛下操其器而讳其事，有其名而辞其意，虽家置一喙以自解，市列千金以购人，人必不信，谤亦不止。夫制置三司条例司，求利之名也；六七少年与使者四十馀辈，求利之器也。驱鹰犬而赴林薮，语人曰：“我非猎也”，不如放鹰犬而兽自驯；操网罟而入江湖，语人曰：“我非渔也”，不如捐网罟而人自信。故臣以为，消谗慝以召和气，复人心而安国本，则莫若罢制置三司条例司。夫陛下之所以创此司者，不过以兴利除害也。使罢之而利不兴，害不除，则勿罢；罢之而天下悦，人心安，兴利除害，无所不可，则何苦而不罢？ 陛下欲去积弊，而立法必使宰相熟议而后行事。若不由中书，则是乱世之法，圣君贤相，夫岂其然？必若立法，不免由中书熟议，不免使宰相，此司之设，无乃冗长而无名。智者所国，贵于无迹，汉之文景，纪无可书之事；唐之房杜，传无可载之功；而天下之言治者与文景，言贤者与房杜，盖事已立而迹不见，功已成而人不知。故曰：“善用兵者，无赫赫之功。”岂惟用兵，事莫不然。今所图者，万分未获其一也，而迹之布于天下者，若泥中之斗兽。亦可谓拙谋矣。 陛下诚欲富国，择三司官属与漕运使副，而陛下与二三大臣孜孜讲求，磨以岁月，则积弊自去而人不知。但恐立志不坚，中道而废，孟轲有言：“其进锐者其退速。”若有始有卒，自可徐徐，十年之后，何事不立？孔子曰：“欲速则不达，见小利则大事不成。”使孔子而非圣人，则此言亦不可用。书曰：“谋及卿士，至于庶人。翕然大同，乃底元吉。”若违多而从少，则静吉而作凶。 今上自宰相大臣，既已辞免不为，则外之议论，断亦可知。宰相人臣也，且不欲以此自污，而陛下独安受其名而不辞，非臣愚之所识也。君臣宵旰几一年矣，而富国之效，茫如捕风，徒闻内帑出数百万缗，祠部度五千馀人耳。以此为术，其谁不能？ 且遣使纵横，本非令典。汉武遣绣衣直指，桓帝遣八使，皆以守宰狼籍，盗贼公行，出于无术，行此下策。宋文帝元嘉之政，比于文景。当时责成郡县，未尝遣使。至孝武，以为郡县迟缓，始命台使督之。以至萧齐，此弊不革。故景陵王子良上疏极言其事，以为此等，朝辞禁门，情态即异；暮宿村县，威福便行；驱迫邮传；折辱守宰；公私劳扰，民不聊生。唐开元中，宇文融奏置劝农判官使裴宽等二十九人，并摄御史，分行天下，招携户口，检责漏田。时张说、杨瑒、皇甫璟、杨相如皆以为不便。而相继罢黜。虽得户八十馀万，皆州县希旨，以主为客，以少为多。及使百官集议都省，而公卿以下，惧融威势，不敢异辞。陛下读之，观其所行，为是为否？近者均税宽恤，冠盖相望，朝廷亦旋觉其非，而天下至今以为谤，曾未数岁，是非较然。臣恐后之视今，亦犹今之视昔。 且其所遣尤不适宜。事少而员多，人轻而权重。夫人轻而权重，则人多不服，或致侮慢以兴争；事少而员多，则无以为功，必须生事以塞责。陛下虽严赐约束，不许邀功，然人臣事君之常情，不从其令而从其意。今朝廷之意，好动而恶静，好同而恶异，指趣所在，谁敢不从？臣恐陛下赤子，自此无宁岁矣。 至于所行之事，行路皆知其难。何者？汴水浊流，自生民以来不以种稻。秦人之歌曰：“泾水一石，其泥数斗。且溉且粪，长我禾黍，”何尝言“长我粳稻”耶？今欲陂而清之，万顷之稻，必用千顷之陂。一岁一淤，三岁而满矣。陛下遽信其说，即使相视地形，万一官吏苟且顺从，真谓陛下有意兴作，上縻帑廪，下夺农时，堤防一开，水失故道，虽食议者之肉，何补于民？天下久平，民物滋息，四方遗利，盖略尽矣。今欲凿空访寻水利，所谓“即鹿无虞”，岂惟徒劳，必大烦扰。 凡有擘画，不问何人，小则随事酬劳，大则量才录用。若官私格沮，并行黜降，不以赦原；若才力不办兴修，便许申奏替换。赏可谓重，罚可谓轻，然并终不言诸色人妄有申陈，或官私误兴功役，当得何罪。如此，则妄庸轻剽浮浪奸人，自此争言水利矣。成功则有赏，败事则无诛，官司虽知其疏，岂可便行。抑退所在，追集老少，相视可否，吏卒所过，鸡犬一空。若非灼然难行，必须且为兴役。何则？格沮之罪重，而误兴之过轻。人多爱身，势必如此。且古陂废堰，多为侧近冒耕，岁月既深，已同永业。苟欲兴复，必尽追收，人心或摇，甚非善政。又有好讼之党，多怨之人，妄言某处可作陂渠，规坏所怨田产；或指人旧业，以为官陂。冒田之讼，必倍今日。臣不知朝廷本无一事，何苦而行此哉？ 自古役人必用乡户，犹食之必用五谷，衣之必用丝麻，济川之必用舟楫，行地之必用牛马。虽其间或有以他物充代，然终非天下所可常行。今者，徒闻江浙之间数郡雇役，而欲措之天下，是犹见燕晋之枣栗，岷蜀之蹲鸱，而欲以废五谷，岂不难哉？ 又欲官卖所在房场，以充衙前雇直。虽有长役，更无酬劳。长役所得既微，自此必渐衰散，则州郡事体，憔悴可知。士大夫捐亲戚，弃坟墓，以从官于四方者，用力之馀，亦欲取乐，此人之至情也。若雕弊太甚，厨传萧然，则似危邦之陋风，恐非太平之盛观。陛下诚虑及此，必不肯为。且今法令莫严于御军，军法莫严于逃窜。禁军三犯，厢军五犯，大率处死，然逃军常半天下。不知雇人为役，与厢军何异？若有逃者，何以罪之？其势必轻于逃军，则其逃必甚于今日。为其官长，不亦难乎？ 近者虽使乡户，颇得雇人。然至于所雇逃亡，乡户犹任其责。今遂欲于两税之外，别立一科，谓之庸钱，以备官雇。则雇人之责，官所自任矣。自唐杨炎废租庸调以为两税，取大历十四年应干赋敛之数以定两税之额，则是租调与庸，两税既兼之矣。今两税如故，奈何复欲取庸？圣人之立法，必虑后世，岂可于两税之外，生出科名。万一后世不幸，有多欲之君，辅之以聚敛之臣，庸钱不除，差役仍旧，使天下怨毒，推所从来，则必有任其咎者矣。又欲使坊郭等第之民与乡户均役，品官形势之家与齐民并事。其说曰：“周礼田不耕者出屋粟，宅不毛者有里布，而汉世宰相之子不免戍边。”此其所以藉口也。古者官养民，今者民养官。给之以田而不耕，劝之以农而不力，于是有里布、屋粟、夫家之征，而民无所为生，去为商贾，事势当尔，何名役之？且一岁之戍，不过三日，三日之雇，其直三百。今世三大户之役，自公卿以降，毋得免者，其费岂特三百而已。大抵事若可行，不必皆有故事，若民所不悦，俗所不安，纵有经典明文，无补于怨。若行此二者，必怨无疑。女户、单丁，盖天民之穷者也。古之王者，首务恤此，而今陛下首欲役之，此等苟非户将绝而未亡，则是家有丁而尚幼，若假之数岁，则必成丁而就役，老死而没。官富有四海，忍不加恤？孟子曰：“始作俑者，其无后乎！”春秋书“作丘甲”、“用田赋”，皆重其始为民患也。 青苗放钱，自昔有禁，今陛下始立成法，每岁常行，虽云不许抑配，而数世之后，暴君污吏，陛下能保之与？异日天下恨之，国史记之，曰青苗钱自陛下始，岂不惜哉？东南买绢，本用见钱，陕西粮草，不许折兊。朝廷既有著令，职司又每举行，然而买绢未尝不折盐，粮草未尝不折钞，乃知青苗不许抑配之说，亦是空文。只如治平之初，拣刺义勇，当时诏旨慰谕，明言永不戍边，著在简书，有如盟约。于今几日，议论已摇，或以代还东军，或欲抵换弓手，约束难恃，岂不明哉？ 纵使此令决行，果不抑配，计其间愿请之户，必皆孤贫不济之人家，若自有嬴馀，何至与官交易。此等鞭挞巳急，则继之逃亡，逃亡之馀，则均之邻保，势有必至，理有固然。且夫常平之为法也，可谓至矣。所守者约，而所及者广。借使万家之邑，已有千斛，而谷贵之际，千斛在市，物价自平。一市之价既平，一邦之民自足，无专斗乞丐之弊，无里正催驱之劳，今若变为青苗，家贷一斛，则千户之外，孰救其饥？且常平官钱常患其少，若尽数收籴，则无借贷；若留充借贷，则所籴几何？乃知常平青苗，其势不能两立。坏彼成此，所丧愈多；亏官害民，虽悔何逮。 臣窃计陛下欲考其实，必然问人，人知陛下方欲力行，必谓此法有利无害。以臣愚见，恐未可凭。何以明之？臣在陜西，见刺义勇，提举诸县，臣常亲行。愁怨之民，哭声振野，当时奉使还者，皆言民尽乐为。希合取容，自古如此。不然，则山东之盗，二世何缘不觉？南诏之败，明皇何缘不知？今虽未至于此，亦望陛下审听而已。 昔汉武之世，财力匮竭，用贾人桑羊之说，买贱卖贵，谓之均输。于时商贾不行，盗贼滋炽，几至于乱。孝昭既立，学者争排其说，霍光顺民所欲从而予，之天下归心，遂以无事。不意今者此论复兴，立法之初，其说尚浅，徒言徙贵就贱，用近易远。然而广置官属，多出缗钱，豪商大贾，皆疑而不敢动，以为虽不明言贩卖，然既已许之变易，变易既行，而不与商贾争利，未之闻也。夫商贾之事，曲折难行，其买也先期而与钱，其卖也后期而取直，多方相济，委曲相通，倍称之息，由此而得。今官买是物，必先设官置吏。簿书廪禄，为费已厚；非良不售，非贿不行，是以官买之价，比民必贵；及其卖也，弊复如前，商贾之利，何缘而得？朝廷不知虑此，乃捐五百万缗以予之，此钱一出，恐不可复。纵使其间薄有所获，而征商之额，所损必多。今有人为其主牧牛羊，不告其主而以一牛易五羊，一牛之失则隐而不言，五羊之获则指为劳绩。陛下以为坏常平而言青苗之功，亏商税而取均输之利，何以异此？ 陛下天机洞照，圣略如神，此事至明，岂有不晓。必谓已行之事不欲中变，恐天下以为执德不一，用人不终，是以迟留岁月，庶几万一。臣窃以为过矣。古之英主，无出汉高。郦生谋挠楚权，欲复六国，高祖曰：“善，趣刻印。”及闻留侯之言，吐哺而骂曰：“趣销印。”夫称善未几，继之以骂，刻印销印，有同儿嬉，何尝累高祖之知人，适足明圣人之无我。陛下以为可而行之，知其不可而罢之，至圣至明，无以加此。议者必谓民可与乐成，难与虑始，故陛下坚执不顾，期于必行，此乃战国贪功之人行险侥幸之说，陛下若信而用之，则是狥高论而逆至情，持空名而邀实祸，未及乐成，而怨已起矣。 臣之所愿结人心者，此之谓也。 士之进言者，为不少矣，亦尝有以国家之所以存亡，历数之所以长短告陛下者乎？国家之所以存亡者，在道德之浅深，不在乎强与弱；历数之所以长短者，在风俗之厚薄，不在乎富与贫。道德诚深，风俗诚厚，虽贫且弱，不害于长而存；道的诚浅，风俗诚薄，虽强且富，不救于短而亡。人主知此，则知所轻重矣。 是以古之贤君，不以弱而忘道德，不以贫而伤风俗，而智者观人之国，亦以此而察之。齐，至强也，周公知其后有篡弑之臣；卫，至弱也，季子知其后亡；吴破楚入郢，而陈大夫逢滑知楚之必复；晋武既平吴，何曾知其将乱；隋文既平，陈房乔知其不久；元帝斩郅支，朝呼韩，功多于武宣矣，偷安而王氏之衅生；宣宗収燕赵；复河湟；力强于宪武矣；销兵而庞勋之乱起。故臣愿陛下务崇道德而厚风俗，不愿陛下急于有功而贪富强，使陛下富如隋，强如秦，西取灵武，北取燕蓟，谓之有功可也，而国之长短，则不在此。 夫国之长短，如人之寿夭。人之寿夭在元气，国之长短在风俗，世有尫羸而寿考，亦有盛壮而暴亡。若元气犹存，则尫羸而无害，及其巳耗，则盛壮而愈危。是以善养生者，慎起居，节饮食，道引关节，吐故纳新，不得已而用药，则择其品之上，性之良，可以久服而无害，则五脏和平而寿命长。不善养生者，薄节慎之功，迟吐纳之效，厌上药而用下品，伐真气而助强阳，根本已空，僵仆无日，天下之势与此无殊。故臣愿陛下爱惜风俗，如护元气。 古之圣人，非不知深刻之法可以齐众，勇悍之夫可以集事，忠厚近于迂阔，老成初若迟钝，然终不肯以彼易此者，知其所得小而所丧大也。曹参，贤相也，曰：“慎无扰狱市。”黄霸，循吏也，曰：“治道去太甚。”或讥谢安以清谈废事，安笑曰：“秦用法吏，二世而亡。”刘晏为度支，专用果锐少年，务在急速，集事好利之党，相师成风。德宗初即位，擢崔佑甫为相，以道德宽大，推广上意，故建中之政其声蔼然，天下相望。庶几贞观。及卢杞为相，讽上以刑名，整齐天下，驯致浇薄，以及播迁。 我仁祖之驭天下也，持法至宽，用人有叙，专务掩覆过失，未尝轻改旧章，然考其成功，则曰：“未至以言乎？”用兵则十出而九败，以言乎府库则仅足，而无馀徒，以德泽在人，风俗知义，是以升遐之日，天下如丧考妣。社稷长远，终必赖之，则仁祖可谓知本矣。今议者不察，徒见其末年吏多因循，事不振举，乃欲矫之以苛察，齐之以智能，招来新进勇锐之人，以图一切速成之效。未享其利，浇风已成。 且天时不齐，人谁无过，国君含垢，至察无徒。若陛下多方包容，则人材取次可用，必欲广置耳目，务求瑕疵，则人不自安，各图苟免，恐非朝廷之福，亦岂陛下所愿哉？汉文欲拜虎圈，啬夫释之，以为利口伤俗，今若以口舌捷给而取士，以应对迟钝而退人，以虚诞无实为能文，以矫激不仕为有德，则先王之泽，遂将散微。 自古用人，必须历试诸难，有卓异之器，必有已成之功。一则使其更变而知难，事不轻作；一则待其功高而望重，人自无辞。昔先主以黄忠为后将军，而诸葛亮忧其不可，以为忠之名望，素非关张之伦，若班爵遽同，则必不悦。其后关侯果以为言。以黄忠豪勇之资，以先主君臣之契，尚须虑此，况其他乎？世尝谓汉文不用贾生，以为深恨。臣尝推究其旨，窃谓不然。贾生固天下之奇才，所言亦一时之良策，然请为属国，欲以系单于，则是处士之大言，少年之锐气。昔高祖以三十万众，困于平城，当时将相群臣，岂无贾生之比，三表五饵，人知其疏，而欲以困中行，说尤不可信矣。兵，凶器也，而易言之，正如赵括之轻秦，李信之易楚，若文帝亟用其说，则天下殆将不安。使贾生尝历艰难，亦必自悔其说，用之晚成，其术必精。不幸丧亡，非意所及。不然，文帝岂弃材之主，绛灌岂蔽贤之士，至于晁错，尤号刻薄，文帝之世，止于太子家令，而景帝既立，以为御史大夫。申屠贤相，发愤而死，纷更政令，天下骚然，及至七国发难，而错之术亦穷矣。文景优劣，于斯可见。 大抵名器爵禄，人所奔趋，必使积劳而后迁，以明持久而难得，则人各安其分，不敢躁求。今若多开骤进之门，使有意外之得，公卿侍从，跬步可图其得者，既不肯以侥幸自名，则其不得者必皆以沉沦为叹，使天下常调举，生妄心，耻不若人，何所不至，欲望风俗之厚，岂可得哉？选人之改，京官常须十年以上，荐更险阻，计析毫厘，其间一事声牙，常至终身沦弃，今乃以一人之荐举而与之，犹恐未称，章服随至，使积劳久次而得者何以厌服哉？夫常调之人，非守则令，员多阙少，久已患之，不可复开多门，以待巧者。若巧者侵夺已甚，则拙者迫隘无聊，利害相形，不得不察。故近岁朴拙之人愈少，巧进之士益多，惟陛下重之，惜之，哀之，救之。如近日三司献言，使天下郡选一人，催驱三司文字许之，先次指射以酧其劳，则数年之后，审官吏部，又有三百馀人得先占阙，常调待次不其愈难。此外勾当发运均输，按行农田水利，巳振监司之体，各坏进用之心，转对者望以称旨而骤迁，奏课者求为优等而速化，相胜以力，相高以言，而名实乱矣。 惟陛下以简易为法，以清浄为心，使奸无所缘，而民德归厚，臣之所愿厚风俗者，此之谓也。 古者建国，使内外相制，轻重相权，如周，如唐，则外重而内轻。如秦，如魏，则外轻而内重，内重之末，必有奸臣指鹿之患。外重之弊，必有大国问鼎之忧。圣人方盛而虑衰，常先立法以救弊，我国家租赋籍于计省，重兵聚于京师，以古揆今，则似内重。恭惟祖宗所以深计而预虑，固非小臣所能臆度而周知，然其委任台谏之一端，则是圣人过防之至计。 历观秦汉以及五代，谏争而死，盖数百人，而自建隆以来，未尝罪一言者，纵有薄责，旋即超升，许以风闻，而无官长。风采所系，不问尊卑，言及乘舆则天子改容，事关廊庙则宰相待罪。故仁宗之世，议者讥宰相，但奉行台谏风旨而已，圣人深意流俗，岂知台谏固未必皆贤，所言亦未必皆是，然须养其锐气，而借之重权者，岂徒然哉？将以折奸臣之萌，而救内重之弊也。 夫奸臣之始，以台谏折之而有馀，及其既成，以干戈取之而不足。今法令严密，朝廷清明，所谓奸臣，万无此理。然而养猫以去鼠，不可以无鼠而养不捕之猫；畜狗以防奸，不可以无奸而畜不吠之狗。陛下得不上念祖宗设此官之意，下为子孙立万世之防，朝廷纪纲，孰大于此？臣自幼小所记，及闻长老之谈，皆谓台谏所言，常随天下公议，公议所与，台谏亦与之，公议所击，台谏亦击之。及至英庙之初，始建称亲之议，本非人主大过，亦无礼典明文，徒以众心未安，公议不允，当时台谏以死争之。 今者物论沸腾，怨讟交至，公议所在，亦可知矣。而相顾不发，中外失望。夫弹劾积威之后，虽庸人亦可奋扬风采，消委之馀，虽豪杰有所不能振起。臣恐自兹以往，习惯成风，尽为执政私人，以致人主孤立。纪纲一废，何事不生？ 孔子曰：“鄙夫可与事，君也与哉？其未得之也，患得之，既得之，患失之，苟患失之，无所不至矣。”臣始读此书，疑其太过，以为鄙夫之患失，不过备位而苟容，及观李斯忧蒙恬之夺其权，则立二世以亡秦，卢杞忧怀光之数其恶，则误德宗以再乱，其心本生于患失，而其患乃至于丧邦。孔子之言，良不为过。是以知为国者，平居必有亡躯犯颜之士，则临难庶几有徇义守死之臣。若平居尚不能一言，则临难何以责其死节？人臣苟皆如此，天下亦曰殆哉。 君子和而不同，小人同而不和，和如和羮，同如济水。孙宝有言：“周公大圣，召公大贤，犹不相悦，著于经典。晋之王导，可谓元臣，每与客言，举坐称善，而述不悦，以为人非尧舜，安得每事尽善，导亦敛袵谢之。若使言无不同，意无不合，更唱迭和，何者非贤？万一有小人居其间，则人主何缘得以知觉？” 臣之所愿存纪纲者，此之谓也。 臣非敢历诋新政，苟无异论，如近日裁减皇族恩例，刋定任子条式，修完器械，阅习鼓旗，皆陛下神筭之至明，乾刚之必，断物议既允，臣敢有词。至于所献之三言，则非臣之私见，中外所病，其谁不知。昔禹戒舜曰：“无若丹朱傲，惟慢游是好。”舜岂有是哉？周公戒成王曰：“毋若商王，受之迷乱，酗于酒德。”成王岂有是哉？周昌以汉高为桀纣，刘毅以晋武为桓灵，当时人君，曾莫之罪，书之史册，以为美谈。使臣所献三言，皆朝廷未尝有此，则天下之幸，臣与有焉。若有万一似之，则陛下安可不察？然而臣之为计，可谓愚矣，以蝼蚁之命，试雷霆之威，积其狂愚，岂可数赦，大则身首异处，破坏家门，小则削籍投荒，流离道路。虽然，陛下必不为此。何哉？臣天赐至愚，笃于自信，向者与议学校贡举，首违大臣，本意巳期窜逐，敢意自全，而陛下独然其言，曲赐召对，从容久之，至谓臣曰：“方今政令得失安在？朕过失，指陈可也。”臣即对曰：“陛下生知之性，天纵文武，不患不明，不患不勤，不患不断，但患求治太速，进人太锐，听言太广。”又俾具述所以然之状，陛下颔之，曰：“卿所献三言，朕当熟思之。”臣之狂愚，非独今日，陛下容之久矣，岂其容之于始，而不赦之于终？恃此而言，所以不惧。臣之所惧者，讥刺既众，怨仇实多，必将诋臣以深文，中臣以危法，使陛下虽欲赦臣而不得，岂不殆哉。死亡不辞，但恐天下以臣为戒，无复言者，是以思之经月，夜以继昼，表成复毁，至于再三，感陛下听其一言，坏不能巳，卒进其说，惟陛下怜其愚忠，而卒赦之，不胜俯伏待罪忧恐之至。
当官之法唯有三事：曰清、曰慎、曰勤。知此三者，可以保禄位，可以远耻辱，可以得上之知，可以得下之援。然世之仕者，临财当事不能自克，常自以为不必败，持不必败之意，则无所不为矣。然事常至于败而不能自已，故设心处事，戒之在初，不可不察。借使役，用权智，百端补治，幸而得免，所损已多，不若初不为之为愈也。司马微《坐忘论》云：“与其巧持于末，孰若拙戒于初。”此天下之要言，当官处事之大法，用力简而见功多，无如此言者。人能思之，岂复有悔吝耶？ 事君如事亲，事官长如兄长，与同僚如家人，待群吏如奴仆，爱百姓如妻子，处官事如家事，然后为能尽吾之心。如有毫末不至，皆吾心有所未至也。故事亲孝，故忠可移于君；事兄悌，故顺可移于长；居家理，故治可移于官。岂有二理哉！ 当官处事，常思有以及人。如科率之行，既不能免，便就其间，求其所以使民省力，不使重为民害，其益我矣。不与人争者，常得利多；退一步者，常进百步；取之廉者，得之常过其初；约于今者，必有垂报于后，不可不思也。惟不能少自忍必败，此实未知利害之分、贤愚之别也。予尝为泰州狱掾，颜岐夷仲以书劝予治狱次第，每一事写一幅相戒。如夏月处罪人，早间在东廓，以辟日色之类。又如狱中遣人勾追之类，必使之毕此事，不可更别遣人，恐其受赂已足，不肯毕事也。又如监司郡守严刻过当者，须平心定气，与之委屈详尽，使之相从而后已。如未肯从，再当如此详尽，其不听者少矣。 当官之法，直道为先。其有未可一直向前，或直前反败大事者，须用冯宣徽惠穆秤停之说。此非特小官然也，为天下国家当知之。 黄兑刚中尝为予言：顷为县尉，每遇检尸，虽盛暑亦先饮少酒，捉鼻亲视，人命至重，不可避少臭秽，使人横死无所申诉也。 范侍良育作库务官，随人箱笼，只置厅上，以防疑谤。凡若此类，皆守臣所宜详知也。 当官既自廉洁，又须关防小人，如文字历引之类，皆须明白，以防中伤，不可不至慎，不可不详知也。 当官者，难事勿辞，而深避嫌疑，以至请诚遇人，而深避文法，如此则可以免。 前辈尝云小人之性，专务苛且。明日有事，今日得休且休。当官者，不可徇其私意，忽而不治。谚有之曰：“劳心不如劳力。”此实要言也。 徐丞相择之尝言：“前辈尽心职事。”仁庙朝有为京西转运使者，一日见监窑官，问：“日所烧柴凡几灶？”曰：“十八九灶。”曰：“吾所见者十一灶，何也？”窑官愕然。盖转运使者，晨起望窑中所出烟几道知之。其尽心如此。 前辈尝言吏人不怕严只怕读。盖当官者详读公案，则情伪自见，不待严明也。 当官者，凡异色人皆不宜与之相接，巫祝尼媪之类尤宜疏绝，要以清心省事为本。 后生少年乍到官守，多为猾吏所饵，不自省察，所得毫末。而一任之间，不复敢举动，大作官嗜利，所得甚少，而吏人所盗不赀矣。以此被重谴，良可惜也。 当官者，先以暴怒为戒。事有不可当，详处之，必无不中。若先暴怒，只能自害，岂能害人，前辈尝言：“凡事只怕待。”待者，详处之谓也。盖详处之，则思虑自出，人不能中伤也。 尝见前辈作州县或狱官，每一公事难决者，必沉思静虑累日，忽然若有得者，则是非判矣。是道也，惟不苟者能之。 处事者，不以聪明为先，而以尽习为急；不以集事为急，而以方便为上。 孙思邈尝言：“忧于身者，不拘于人；畏于已者，不制于彼；慎于小者，不惧于大；戒于近者，不侈于远。”如此，则人事毕矣，实当官之要也。 同僚之契，交承之分，有兄弟之义，至其子孙，亦世讲之。前辈专以此为务，今人知之者盖少矣。又如旧举将及，旧尝为旧任察官者，后已官虽在上，前辈皆避，坐下坐。风俗如此，安得不厚乎？ 叔曾祖尚书，当官至为廉洁。盖尝市缣帛，欲制造衣服，召当行者取缣帛，使缝匠还之。荥阳公为单州，几每月所用杂物，悉书之库门，买民间，未尝过此数，民皆悦服。 关沼止叔获盗，有情轻法重者，止叔不忍以此被赏也。 当官取佣钱、般家钱之类，多为之程，而过受其直，所得至微，所丧多矣。亦殊不知此数亦吾分外物也。 当官者，前辈多不敢就上位求荐章，但尽心职事，所以求知也。习诚尽职，求之虽不中，不远矣。未有学养子而后嫁者也。当官遇事，以此为心，鲜不济矣。 畏避文法，固有常情，然也人自然者，常以文法难任，委之于人。殊不知人之自私，亦犹已之自私也。以此处事，其能有济乎？其能有后福乎？其能使子孙昌盛乎？ 当官处事，务合人情，忠恕违道不远，观于已而得之，未有舍此二字，而通用济者也。尝有人作郡守，延一术士，同处书室。后术士以公事干之，大怒叱下，竟致之杖背编置。招延此人已是犯义，既与之稔熟，而干以公事，亦人常情也。不从之足矣，而治之如此之峻，殆似绝灭人理。 尝谓仁人所处，能变虎狼如人类。如虎不入境，不害物，蝗不伤稼之类是也。如其不然，则变人类如虎狼。凡若此类，及告讦中伤谤人，欲置于死地是也。 唐充之广仁，贤者也，深为陈、邹二公所知。大观、政和间，守官苏州，朱氏方盛，充之数刺讥之。朱氏深以为怨，傅致之罪，刘器之以为充之为善，欲人之见知，故不免自异，以致祸患，非明哲保身之谓。 当官大要，直不犯祸，和不害义，在人精详酌之尔，然求合于道理，本非私心专为己也。 当官处事，但务着实。如涂擦文书，追改日月，重易押字，万一败露，得罪反重，亦非所以养诚心事君不欺之道也。百种奸伪，不如一实；反覆变诈，不如慎始；防人疑众，不如自慎；智数周密，不如省事。不易之道，事有当死不死，其诟有甚于死者，后亦未免得安。世人至此，多惑乱失常，皆不知轻重义之分也。此理非平居熟讲，临事必不能自立，不可不预思。古之欲委质事人，其父兄日夜先以此教之矣。中材以下，岂临事一朝一夕所能至哉！教之有素，其心安焉，所谓有所养也。 忍之一事，众妙之门。当官处事，尤是先务。若能清、慎、勤之外，更忍一忍，何事不办！《书》：“曰必有忍，其乃有济。”此处事之本也。谚曰：“忍事故灾星。”少陵诗云：“忍过事堪喜。”此皆切于事理，为世大法，非空言也，王沂公尝说：“吃得三斗酽醋方做得宰相。”盖言忍受得事。 刘器之建中崇宁初知潞州，部使者观望治郡中，事无巨细，皆详考然，竟不得毫发过。虽过往驿券，亦无违法予者。部使者亦叹伏之。后居南京，有府尹取兵，官白直点磨他：寓居无有不借禁军者，独器之未尝借一人。其廉慎如此。 故人龚节亨彦承，尝为予言：“后生当官，其使令人无乞丐钱物处，即此职事可为；有乞丐钱物处，则此职事不可为。”盖言有乞丐钱物处，人多陷主人以利，或致嫌疑也。 前辈尝言：“公罪不可无，私罪不可有。”此亦要言。私罪固不可有，若无公罪，则自保太过，无任事之意。 范忠宣公镇西京，日尝戒属官：“受纳租税，不要令两头探戒。”问：“何谓？”公曰：“贤问是也。不要令人户探官员等候受纳，官员不要探纳者多少，然后入场。此谓两头探。但自绝早入场待人口，则自无人户稽留之弊。”
仲弓曰：“焉知贤才而举之？”子曰：“举尔所知。尔所不知，人其舍诸？”便见仲弓与圣人用心之大小。推此义，则一心可以丧邦，一心可以兴邦，只在公私之间尔。
五行，天所以命万物者也，故“初一曰五行”。五事，人所以继天道而成性者也，故“次二曰敬用五事”。五事，人君所以修其心、治其身者也，修其心，治其身，而后可以为政于天下，故“次三曰农用八政”。为政必协之岁、月、日、星辰、曆数之纪，故“次四曰协用五纪”。既协之岁、月、日、星辰、曆数之纪，当立之以天下之中，故“次五曰建用皇极”。中者，所以立本，而未足以趣时，趣时则中不中无常也，唯所施之宜而已矣，故“次六曰用三德”。有皇极以立本，有三德以趣时，而人君之能事具矣。虽然，天下之故犹不能无疑也。疑则如之何？谋之人以尽其智，谋之鬼神以尽其神，而不专用己也，故“次七曰明用稽疑”。虽不专用己而参之于人物、鬼神，然而反身不诚不善，则明不足以尽人物，幽不足以尽鬼神，则其在我者不可以不思。在我者，其得失微而难知，莫若质诸天物之显而易见，且可以为戒也，故“次八曰念用庶证”。自五事至于庶证各得其序，则五福之所集，自五事至于庶证各失其序，则六极之所集，故“次九曰向用五福，威用六极”。敬者何？君子所以直内也，言五事之本在人心而已。农者何？厚也，言君子之道施于有政，取诸此以厚彼而已。有本以保常而后可立也，故皇极曰建。有变以趣时，而后可治也，故三德曰，向者，慕而欲其至也；威者，畏而欲其亡也。 “五行，一曰水，二曰火，三曰木，四曰金，五曰土”，何也？五行也者，成变化而行鬼神，往来乎天地之间而不穷者也，是故谓之行。天一生水，其于物为精，精者，一之所生也。地二生火，其于物为神，神者，有精而后从之者也。天三生木，其于物为魂，魂从神者也。地四生金，其于物为魄，魄者，有魂而后从之者也。天五生土，其于物为意，精神魂魄具而后有意。自天一至于天五，五行之生数也。以奇生者成而耦，以耦生者成而奇，其成之者皆五。五者，天数之中也，盖中者所以成物也。道立于两，成于三，变于五，而天地之数具。其为十也，耦之而已。盖五行之为物，其时，其位，其材，其气，其性，其形，其事，其情，其色，其声，其臭，其味，皆各有耦，推而散之，无所不通。一柔一刚，一晦一明，故有正有邪，有美有恶，有丑有好，有凶有吉，性命之理、道德之意皆在是矣。耦之中又有耦焉，而万物之变遂至于无穷。其相生也，所以相继也；其相克也，所以相治也。语器也以相治，故序六府以相克；语时也以相继，故序盛德所在以相生。《洪范》语道与命，故其序与语器与时者异也。道者，万物莫不由之者也。命者，万物莫不听之者也。器者，道之散，时者，命之运。由于道，听于命而不知者，百姓也；由于道，听于命而知之者，君子也。道万物而无所由，命万物而无所听，唯天下之至神为能与于此。夫火之于水，妻道也；其于土，母道也。故神从志，无志则从意。志致一之谓精，唯天下之至精，为能合天下之至神。精与神一而不离，则变化之所为在我而已。是故能道万物而无所由，命万物而无所听也。 “水曰润下，火曰炎上，木曰曲直，金曰从革，土爰稼穑”，何也？北方阴极而生寒，寒生水，南方阳极而生热，热生火，故水润而火炎，水下而火上。东方阳动以散而生风，风生木。木者，阳中也，故能变，能变，故曲直。西方阴止以收而生燥，燥生金。金者，阴中也，故能化，能化，故从革。中央阴阳交而生湿，湿生土。土者，阴阳冲气之所生也，故发之而为稼，敛之而为穑。曰者，所以命其物。爰者，言于之稼穑而已。润者，性也。炎者，气也。上下者，位也。曲直者，形也。从革者，材也。稼穑者，人事也。冬，物之性复，复者，性之所，故于水言其性。夏，物之气交，交者，气之时，故于火言其气。阳极上，阴极下，而后各得其位，故于水火言其位。春，物之形着，故于木言其形。秋，物之材成，故于金言其材。中央，人之位也，故于土言人事。水言润，则火，土溽，木敷，金敛，皆可知也。火言炎，则水洌，土，木温，金凊，皆可知也。水言下，火言上，则木左，金右，土中央，皆可知也。推类而反之，则曰后，曰前，曰西，曰东，曰北，曰南，皆可知也。木言曲直，则土圜，金方，火锐，水准，皆可知也。金言从革，则木变，土化，水因，火革，皆可知也。土言稼穑，则水之井洫，火之爨冶，木、金之为械器，皆可知也。所谓木变者何？灼之而为火，烂之而为土，此之谓变。所谓土化者何？能能润，能敷能敛，此之谓化。所谓水因者何？因甘而甘，因苦而苦，因苍而苍，因白而白，此之谓因。所谓火革者何？革生以为熟，革柔以为刚，革刚以为柔，此之谓革。金亦能化，而命之曰从革者何？可以圜，可以平，可以锐，可以曲直，然非火革之，则不能自化也，是故命之曰从革也。夫金，阴精之纯也，是其所以不能自化也。盖天地之用五行也，水施之，火化之，木生之，金成之，土和之。施生以柔，化成以刚，故木挠而水弱，金坚而火悍，悍坚而济以和，万物之所成也，奈何终于挠弱而欲以收成物之功哉？ “润下作咸，炎上作苦，曲直作酸，从革作辛，稼穑作甘”，何也？寒生水，水生咸，故润下作咸。热生火，火生苦，故炎上作苦。风生木，木生酸，故曲直作酸。燥生金，金生辛，故从革作辛。湿生土，土生甘，故稼穑作甘。生物者，气也；成之者，味也。以奇生则成而耦，以耦生则成而奇。寒之气坚，故其味可用以绥；热之气，故其味可用以坚。风之气散，故其味可用以收；燥之气收，故其味可用以散。土者，冲气之所生也，冲气则无所不和，故其味可用以绥而已。气坚则壮，故苦可以养气，脉则和，故咸可以养脉；骨收则强，故酸可以养骨；筋散则不挛，故辛可以养筋；肉缓则不壅，故甘可以养肉。坚之而后可以，收之而后可以散；欲缓则用甘，不欲则弗用也。古之养生治疾者，必先通乎此，不通乎此而能已人之疾者，盖寡矣。 “五事，一曰貌，二曰言，三曰视，四曰听，五曰思。貌曰恭，言曰从，视曰明，听曰聪，思曰睿。恭作肃，从作，明作哲，聪作谋，睿作圣”，何也？恭则貌钦，故作肃；从则言顺，故作；明则善视，故作哲；聪则善听，故作谋；睿则思无所不通，故作圣。五事以思为主，而貌最其所后也，而其次之如此，何也？此言修身之序也。恭其貌，顺其言，然后可以学而至于哲。既哲矣，然后能听而成其谋。能谋矣，然后可以思而至于圣。思者，事之所成终而所成始也，思所以作圣也。既圣矣，则虽无思也，无为也，寂然不动，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可也。 “八政，一曰食，二曰货，三曰祀，四曰司空，五曰司徒，六曰司寇，七曰宾，八曰师”，何也？食货，人之所以相生养也，故一曰食，二曰货。有相生养之道，则不可不致孝于鬼神，而着不忘其所自，故三曰祀。有所以相生养之道，而知不忘其所自，然后能保其居，故四曰司空。司空所以居民，民保其居，然后可教，故五曰司徒。司徒以教民，教之不率，然后俟之以刑戮，故六曰司寇。自食货至于司寇，而治内者具矣，故七曰宾，八曰师。宾所以接外治，师所以接外乱也。自食货至于宾师，莫不有官以治之，而独曰司空、司徒、司寇者，言官则以知物之有官，言物则以知官之有物也。 “五纪，一曰岁，二曰月，三曰日，四曰星辰，五曰曆数”，何也？王省惟岁，卿士惟月，师尹惟日，上考之星辰，下考之曆数，然后岁月日时不失其政，故一曰岁，二曰月，三曰日，四曰星辰，五曰曆数。曆者，数也；数者，一二三四是也，五纪之所成终而所成始也，非特曆而已。先王之举事也，莫不有时；其制物也，莫不有数。有时，故莫敢废；有数，故莫敢逾。盖尧舜所以同律度量衡，协时月正日，而天下治者，取诸此而已。 “皇极，皇建其有极，敛时五福，用敷锡厥庶民”，何也？皇，君也；极，中也。言君建其有中，则万物得其所，故能集五福以敷锡其庶民也。 “惟时厥庶民，于汝极，锡汝保极”，何也？言庶民以君为中，君保中，则民与之也。 “凡厥庶民，无有淫朋，人无有比德，惟皇作极”，何也？言君中则民人中也。庶民无淫朋，人无比德者，惟君为中而已。盖君有过行偏政，则庶民有淫朋，人有比德矣。“凡厥庶民，有猷，有为，有守，汝则念之，不协于极，不罹于咎，皇则受之，而康而色，曰予攸好德，汝则锡之福，时人斯其惟皇之极”，何也？言民之有猷、有为、有守，汝则念其所猷、所为、所守之当否。所猷、所为、所守不协于极，亦不罹于咎，君则容受之，而康汝颜色而诱之。不协于极，不罹于咎，虽未可以锡之福，然亦可教者也，故当受之而不当谴怒也。《诗》曰“载色载笑，匪怒伊教”，康而色之谓也。其曰我所好者德，则是协于极，则非但康汝颜色以受之，又当锡之福以劝焉。如此，则人惟君之中矣。不言“攸好德，则锡之福”，而言“曰予攸好德，则锡之福”，何也？谓之皇极，则不为已甚也。攸好德，然后锡之福，则获福者寡矣，是为已甚，而非所以劝也。曰予攸好德，则锡之福，则是苟革面以从吾之攸好者，吾不深探其心，而皆锡之福也。此之谓皇极之道也。 “无虐茕独，而畏高明”，何也？言苟曰好德，则虽茕独，必进宠之而不虐；苟曰不好德，则虽高明，必罪废之而不畏也。盖茕独也者，众之所违而虐之者也；高明也者，众之所比而畏之者也。人君蔽于众，而不知自用其福威，则不期虐茕独，而茕独实见虐矣，不期畏高明，而高明实见畏矣。茕独见虐而莫劝其作德，则为善者不长；高明见畏而莫惩其作伪，则为恶者不消。善不长，恶不消，人人离德作伪，则大乱之道也。然则虐茕独而宽朋党之多，畏高明而忽卑晦之贱，最人君之大戒也。 “人之有能、有为，使羞其行，而邦其昌”，何也？言有能者，使在职而羞其材，有为者，使在位而羞其德，则邦昌也。人君孰不欲有能者羞其材，有为者羞其德，然旷千数百年而未有一人致此，盖聪不明而无以通天下之志，诚不至而无以通天下之德，则智以难知，而为愚者所诎，贤以寡助，而为不肖者所困，虽欲羞其行，不可得也。通天下之志在穷理，同天下之德在尽性。穷理矣，故知所谓咎而弗受，知所谓德而锡之福；尽性矣，故能不虐茕独以为仁，不畏高明以为义。如是，则愚者可诱而为智也，虽不可诱而为智，必不使之诎智者矣；不肖者可革而为贤也，虽不可革而为贤，必不使之困贤者矣。夫然后有能、有为者得羞其行，而邦赖之以昌也。 “凡厥正人，既富方谷，汝弗能使有好于而家，时人斯其辜”，何也？言凡正人之道，既富之然后善。虽然，徒富之亦不能善也，必先治其家，使人有好于汝家，然后人从汝而善也。汝弗能使有好于汝家，则人无所视效，而放僻邪侈亦无不为也。盖人君能自治，然后可以治人；能治人，然后人为之用；人为之用，然后可以为政于天下。为政于天下者，在乎富之、善之，而善之，必自吾家人始。所谓自治者，“惟皇作极”是也；所谓治人者，“弗协于极，弗罹于咎，皇则受之，而康而色，曰予攸好德，汝则锡之福，无虐茕独，而畏高明”是也；所谓人为之用者，“有能、有为，使羞其行，而邦其昌”是也；所谓为政于天下者，“凡厥正人”是也。既曰能治人，则人固已善矣，又曰富之然后善，何也？所谓治人者，教化以善之也；所谓富之然后善者，政以善之也。徒教化不能使人善，故继之曰“凡厥正人，既富方谷”；徒政亦不能使人善，故卒之曰“汝弗能使有好于而家，时人斯其辜”也。“于其无好德，汝虽锡之福，其作汝用咎”，何也？既言治家不善不足以正人也，又言用人不善不足以正身，言崇长不好德之人而锡之福，亦用咎作汝而已矣。 “无偏无陂，遵王之义；无有作好，遵王之道；无有作恶，遵王之路；无偏无党，王道荡荡；无党无偏，王道平平；无反无侧，王道正直；会其有极，归其有极。曰皇极之敷言，是彝是训，于帝其训”，何也？言君所以虚其心，平其意，唯义所在，以会归其有中者。其说以为人君以中道布言，是以为彝、是以为训者，于天其训而已。夫天之为物也，可谓无作好，无作恶，无偏无党，无反无侧，会其有极，归其有极矣。荡荡者，言乎其大；平平者，言乎其治。大而治，终于正直，而王道成矣。无偏者，言乎其所居；无党者，言乎其所与。以所居者无偏，故能所与者无党，故曰“无偏无党”；以所与者无党，故能所居者无偏，故曰“无党无偏”。偏不已，乃至于侧；陂不已，乃至于反。始曰“无偏无陂”者，率义以治心，不可以有偏陂也；卒曰“无反无侧”者，及其成德也，以中庸应物，则要之使无反侧而已。路，大道也；正直，中德也。始曰“义”，中曰“道”、曰“路”，卒曰“正直”，尊德性而道问学，致广大而尽精微，极高明而道中庸之谓也。孔子以为“示之以好恶，而民知禁”，今曰“无有作好，无有作恶”者，何也？好恶者，性也，天命之谓性。作者，人为也，人为则与性反矣。《书》曰：“天命有德，五服五章哉；天讨有罪，五刑五用哉。”命有德，讨有罪，皆天也，则好恶者岂可以人为哉？所谓示之以好恶者性而已矣。 “凡厥庶民，极之敷言，是训是行，以近天子之光。曰天子作民父母，以为天下王”，何也？言凡厥庶民，以中道布言，“是训是行，以近天子之光”者，其说以为天子作民父母以为天下王，当顺而比之，以效其所为，而不可逆。盖君能顺天而效之，则民亦顺君而效之也。二帝、三王之诰命，未尝不称天者，所谓“于帝其训”也，此人之所以化其上也。及至后世，矫诬上天以布命于下，而欲人之弗叛也，不亦难乎？ “三德，一曰正直，二曰刚克，三曰柔克”，何也？直而不正者有矣，以正正直，乃所谓正也；曲而不直者有矣，以直正曲，乃所谓直也。正直也者，变通以趣时，而未离刚柔之中者也。刚克也者，刚胜柔者也；柔克也者，柔胜刚者也。 “平康正直，强弗友刚克，燮友柔克”，何也？燮者，和孰上之所为者也；友者，右助上之所为者也；强者，弗柔从上之所为者也；弗友者，弗右助上之所为者也。君君臣臣，适各当分，所谓正直也。若承之者，所谓柔克也；若威之者，所谓刚克也。盖先王用此三德，于一颦一笑，未尝或失，况以大施于庆赏刑威之际哉！故能为之其未有也，治之其未乱也。 “沉潜刚克，高明柔克”，何也？言人君之用刚克也，沉潜之于内；其用柔克也，发见之于外。其用柔克也，抗之以高明；其用刚克也，养之以卑晦。沉潜之于内，所以制奸慝；发见之于外，所以昭忠善。抗之以高明，则虽柔过而不废；养之以卑晦，则虽刚过而不折。《易》曰：“道有变动，故曰爻；爻有等，故曰物；物相杂，故曰文；文不当，故吉凶生焉。”吉凶之生，岂在夫大哉？盖或一颦一笑之间而已。《洪范》之言三德，与《舜典》、《皋陶谟》所序不同，何也？《舜典》所序以教胄子，而《皋陶谟》所序以知人臣，故皆先柔而后刚；《洪范》所序，则人君也，故独先刚而后柔。至于正直，则《舜典》、《洪范》皆在刚柔之先，而《皋陶谟》乃独在刚柔之中者，教人、治人，宜皆以正直为先，至于序德之品，则正直者中德也，固宜在柔刚之中也。 “惟辟作福、惟辟作威、惟辟玉食。臣无有作福、作威、玉食。臣之有作福、作威、玉食，其害于而家，凶于而国，人用侧颇僻，民用僭忒”，何也？执常以事君者，臣道也；执权以御臣者，君道也。三德者，君道也。作福，柔克之事也；作威，刚克之事也。以其侔于神天也，是故谓之福。作福以怀之，作祸以威之，言作福则知威之为祸，言作威则知福之为怀也。皇极者，君与臣民共由之者也。三德者，君之所独任而臣民不得僭焉者也。有其权，必有礼以章其别，故惟辟玉食也。礼所以定其位，权所以固其政，下僭礼则上失位，下侵权则上失政，上失位则亦失政矣。上失位失政，人所以乱也。故臣之有作福、作威、玉食，其害于而家，凶于而国，人用侧颇僻，民用僭忒也。侧颇僻者，臣有作福、作威之效也；僭忒者，臣有玉食之效也。民侧颇僻也易，而其僭忒也难。民僭忒，则人可知也；人侧颇僻，则民可知也。其曰“庶民有淫朋，人有比德”，亦若此而已矣。于淫朋曰庶民，于僭忒曰民而已，何也？僭忒者，民或有焉，而非众之所能也。天子、皇、王、辟，皆君也，或曰天子，或曰皇，或曰王，或曰辟，何也？皇极于帝其训者，所以继天而顺之，故称天子；建有极者道，故称皇；好恶者德，故称王；福威者政，故称辟。道所以成德，德所以立政，故言政于三德而称辟也。建有极者道，故称皇，则其曰“天子作民父母，以为天下王”，何也？吾所建者道，而民所知者德而已矣。 “七稽疑，择建立卜筮人，乃命卜筮，曰雨，曰霁，曰蒙，曰驿，曰克，曰贞，曰悔。凡七，卜五，占用二，衍忒”，何也？言有所择，有所建，则立卜筮人，卜筮凡七，而其为卜者五，则其为筮者二可知也。先卜而后筮，则筮之为正悔亦可知也。衍者，吉之谓也；忒者，凶之谓也。吉言衍，则凶之为耗可知也；凶言忒，则吉之为当亦可知也。此言之法也，盖自始造书，则固如此矣。福之所以为福者，于文从，则衍之谓也；祸所以为祸者，于文从呙，呙则忒之谓也。盖忒也、当也，言乎其位；衍也、耗也，言乎其数。夫物有吉凶，以其位与数而已。六五得位矣，其为九四所难者，数不足故也；九四得数矣，其为六五所制者，位不当故也。数衍而位当者吉，数耗而位忒者凶，此天地之道、阴阳之义，君子小人之所以相为消长，中国夷狄之所以相为强弱。《易》曰：“人谋鬼谋，百姓与能。”盖圣人君子以察存亡，以御治乱，必先通乎此，不通乎此而为百姓之所与者，盖寡矣。 “立时人作卜筮，三人占，则从二人之言”，何也？卜筮者，质诸鬼神，其从与违为难知，故其占也，从众而已也。 “汝则有大疑，谋及乃心，谋及卿士，谋及庶民，谋及卜筮”，何也？言人君有大疑，则当谋之于己，己不足以决，然后谋之于卿士，又不足以决，然后谋之于庶民，又不足以决，然后谋之于鬼神。鬼神，尤人君之所钦也，然而谋之反在乎卿士、庶民之后者，吾之所疑而谋者，人事也，必先尽之人，然后及鬼神焉，固其理也。圣人以鬼神为难知，而卜筮如此其可信者，《易》曰：“成天下之者，莫大乎蓍龟。”唯其诚之不至而已矣，用其至诚，则鬼神其有不应而龟筮其有不告乎？ “汝则从，龟从，筮从，卿士从，庶民从，是之谓大同，身其康强，子孙其逢吉”，何也？将有作也，心从之，而人神之所弗异，则有余庆矣，故谓之大同，而子孙其逢吉也。 “汝则从，龟从，筮从，卿士逆，庶民逆，吉。卿士从，龟从，筮从，汝则逆，庶民逆，吉。庶民从，龟从，筮从，汝则逆，卿士逆，吉”，何也？吾之所谋者疑也，可以作，可以无作，然后谓之疑。疑而从者众，则作而吉也。“汝则从，龟从，筮逆，卿士逆，庶民逆，作内吉，作外凶”，何也？尊者从，卑者逆，故逆者虽众，以作内，犹吉也。 “龟筮共违于人，用静吉，用作凶”，何也？所以谋之心谋之人者尽矣，然犹不免于疑，则谋及于龟筮，故龟筮之所共违，不可以有作也。 “庶征，曰雨，曰，曰燠，曰寒，曰风，曰时”者，何也？曰雨，曰，曰燠，曰寒，曰风者，自“肃时雨若”以下是也；曰时者，自“王省惟岁”以下是也。“五者来备，各以其叙，庶草蕃庑”，何也？阴阳和，则万物尽其性、极其材。言庶草者，以为物之尤微而莫养，又不知自养也，而犹蕃庑，则万物得其性，皆可知也。“一极备凶，一极无凶”，何也？雨极备则为常雨，极备则为常，风极备则为常风，燠极无则为常寒，寒极无则为常燠，此饥馑疾疠之所由作也，故曰凶。“曰休征：曰肃时雨若，曰时若，曰哲时燠若，曰谋时寒若，曰圣时风若。曰咎征：曰狂恒雨若，曰僭恒若，曰豫恒燠若，曰急恒寒若，曰蒙恒风若”，何也？言人君之有五事，犹天之有五物也。天之有五物，一极备凶，一极无亦凶，其施之小大缓急无常，其所以成物者，要之适而已。人之有五事，一极备凶，一极无亦凶，施之小大缓急亦无常，其所以成民者，亦要之适而已。故雨、、燠、寒、风者，五事之证也。降而万物悦者，肃也，故若时雨然；升而万物理者，也，故若时然；哲者，阳也，故若时燠然；谋者，阴也，故若时寒然；睿其思，心无所不通，以济四事之善者，圣也，故若时风然。狂则荡，故常雨若；僭则亢，故常若；豫则解缓，故常燠若；急则缩栗，故常寒若；冥其思，心无所不入，以济四事之恶者，蒙，故常风若也。 孔子曰：“见贤思齐，见不贤而内自省也。”君子之于人也，固常思齐其贤，而以其不肖为戒，况天者固人君之所当法象也，则质诸彼以验此，固其宜也。然则世之言灾异者，非乎？曰：人君固辅相天地以理万物者也，天地万物不得其常，则恐惧修省，固亦其宜也。今或以为天有是变，必由我有是罪以致之；或以为灾异自天事耳，何豫于我，我知修人事而已。盖由前之说，则蔽而葸；由后之说，则固而怠。不蔽不葸，不固不怠者，亦以天变为已惧，不曰天之有某变，必以我为某事而至也，亦以天下之正理考吾之失而已矣，此亦“念用庶证”之意也。 “王省惟岁，卿士惟月，师尹惟日”，何也？言自王至于师尹，犹岁、月、日三者相系属也。岁、月、日有常而不可变，所总大者亦不可以侵小，所治少者亦不可以僭多。自王至于师尹，三者亦相系属，有常而不可变，所总大者亦不可以侵小，所治少者亦不可以僭多。故岁、月、日者，王及卿士、师尹之证也。“岁、月、日时无易，百谷用成，用明，俊民用章，家用平康。日月岁时既易，百谷用不成，用昏不明，俊民用微，家用不宁”，何也？既以岁、月、日三者之时为王及卿士、师尹之证也，而王及卿士、师尹之职，亦皆协之岁、月、日时之纪焉，故岁有会，月有要，日有成。大者省其大而略，小者治其小而详，其小大、详略得其序，则功用兴，而分职治矣，故百谷用成，用明，俊民用章，家用平康。小大、详略失其序，则功用无所程，分职无所考，故百谷用不成，用昏不明，俊民用微，家用不宁也。“庶民惟星，星有好风，星有好雨”，何也？言星之好不一，犹庶民之欲不同。星之好不一，待月而后得其所好，而月不能违也，庶民之欲不同，待卿士而后得其所欲，而卿士亦不能违也，故星者，庶民之证也。“日月之行，则有冬有夏”，何也？言岁之所以为岁，以日月之有行，而岁无为也，犹王之所以为王，亦以卿士、师尹之有行，而王无为也。春秋者，阴阳之中；冬夏者，阴阳之正。阴阳各致其正，而后岁成。有冬、有夏者，言岁之成也。“月之从星，则以风雨”，何也？言月之好恶不自用而从星，则风雨作而岁功成，犹卿士之好恶不自用而从民，则治教政令行而王事立矣。《书》曰：“天听自我民听，天视自我民视。”夫民也，天之所不能违也，而况于王乎，况于卿士乎？ “五福，一曰寿，二曰富，三曰康宁，四曰攸好德，五曰考终命”，何也？人之始生也，莫不有寿之道焉，得其常性则寿矣，故一曰寿。少长而有为也，莫不有富之道焉，得其常产则富矣，故二曰富。得其常性，又得其常产，而继之以毋扰，则康宁矣，故三曰康宁也。夫人君使人得其常性，又得其常产，而继之以毋扰，则人好德矣，故四曰攸好德。好德则能以令终，故五曰考终命。“六极，一曰凶短折，二曰疾，三曰忧，四曰贫，五曰恶，六曰弱”，何也？不考终命谓之凶，早死谓之短，中绝谓之折。祸莫大于凶、短、折，疾次之，忧次之，贫又次之，故一曰凶短折，二曰疾，三曰忧，四曰贫。凶者，考终命之反也；短折者，寿之反也；疾忧者，康宁之反也；贫者，富之反也。此四极者，使人畏而欲其亡，故先言人之所尤畏者，而以犹愈者次之。夫君人者，使人失其常性，又失其常产，而继之以扰，则人不好德矣，故五曰恶，六曰弱。恶者，小人之刚也；弱者，小人之柔也。九畴曰初，曰次，而五行、五事、八政、五纪、三德、五福、六极，特以一二数之，何也？九畴以五行为初，而水之于五行，貌之于五事，食之于八政，岁之于五纪，正直之于三德，寿、凶短折之于五福、六极，不可以为初故也。或曰：“箕子之所次，自五行至于庶证，而今独曰自五事至于庶证，各得其序，则五福之所集，自五事至于庶证，各爽其序，则六极之所集，何也？”曰：人君之于五行也，以五事修其性，以八政用其材，以五纪协其数，以皇极建其常，以三德治其变，以稽疑考其难知，以庶证证其失得，自五事至于庶证，各得其序，则五行固已得其序矣。或曰：“世之不好德而能以令终，与好德而不得其死者众矣。今曰好德则能以令终，何也？”曰：孔子以为“人之生也直，罔之生也幸而免”。君子之于吉凶、祸福，道其常而已，幸而免与不幸而及焉，盖不道也。或曰：“孔子以为富与贵人之所欲，贫与贱人之所恶，而福极不言贵贱，何也？”曰：五福者，自天子至于庶人，皆可使慕而欲其至；六极者，自天子至于庶人，皆可使畏而欲其亡；若夫贵贱，则有常分矣。使自公侯至于庶人，皆慕贵，欲其至，而不欲贱之在己，则陵犯篡夺之行日起，而上下莫安其命矣。《诗》曰：“肃肃宵征，抱衾与，实命不犹。”盖王者之世，使贱者安其贱如此。夫岂使知贵之为可慕而欲其至，贱之为可畏而欲其亡乎？
褚遂良，字登善，通直散骑常侍亮子。隋大业末，为薛举通事舍人。仁杲平，授秦王府铠曹参军。贞观中，累迁起居郎。博涉文史，工隶楷。太宗尝叹曰“虞世南死，无与论书者”魏征白见遂良，帝令侍书。帝方博购王羲之故帖，天下争献，然莫能质真伪。遂良独论所出，无舛冒者。 十五年，帝将有事太山，至洛阳，星孛太微，犯郎位。遂良谏曰“陛下拨乱反正，功超古初，方告成岱宗，而彗辄见，此天意有所未合。昔汉武帝行岱礼，优柔者数年，臣愚愿加详虑”帝寤，诏罢封禅。 迁谏议大夫，兼知起居事。帝曰“卿记起居，大抵人君得观之否”对曰“今之起居，古左右史也，善恶必记，戒人主不为非法，未闻天子自观史也”帝曰“朕有不善，卿必记邪”对曰“守道不如守官，臣职载笔，君举必书”刘洎曰“使遂良不记，天下之人亦记之矣”帝曰“朕行有三：一，监前代成败，以为元龟，二，进善人，共成政道。三，斥远群小，有受谗言。朕能守而勿失，亦欲史氏不能书吾恶也” 是时，魏王泰礼秩如嫡，群臣未敢谏。帝从容访左右曰“方今何事尤急”岑文本泛言礼义为急，帝以不切，未领可。遂良曰“今四方仰德，谁弗率者。唯太子、诸王宜有定分”帝曰“有是哉。朕年五十，日以衰怠，虽长子守器，而弟、支子尚五十人，心常念焉。自古宗姓无良，则倾败相仍，公等为我柬贤者保傅之。夫事人久，情媚熟，则非意自生，其令王府官不得过四考，著为令”帝尝怪“舜造漆器，禹雕其俎，谏者十馀不止，小物何必尔邪”遂良曰“雕琢害力农，纂绣伤女工，奢靡之始，危亡之渐也。漆器不止，必金为之，金又不止，必玉为之，故谏者救其源，不使得开。及夫横流，则无复事矣”帝咨美之。 于时皇子虽幼，皆外任都督、刺史，遂良谏曰“昔二汉以郡国参治，杂用周制。今州县率仿秦法，而皇子孺年并任刺史，陛下诚以至亲扞四方。虽然，刺史，民之师帅也，得人则下安措，失人则家劳τ。故汉宣帝曰：与我共治，惟良二千石乎。臣谓皇子未冠者，可且留京师，教以经学，畏仰天威，不敢犯禁，养成德器，审堪临州，然后敦遣。昔东汉明、章诸帝，友爱子弟，虽各有国，幼者率留京师，训饬以礼。讫其世，诸王数十百，惟二人以恶败，自余餐和染教，皆为善良。此前事已验，惟陛下省察”帝嘉纳。 太子承乾废，魏王泰间侍，帝许立为嗣，因谓大臣曰“泰昨自投我怀中云：臣今日始得为陛下子，更生之日也。臣惟有一子，百年后，当杀之，传国晋王。朕甚怜之”遂良曰“陛下失言。安有为天下主而杀其爱子，授国晋王乎。陛下昔以承乾为嗣，复宠爱泰，嫡庶不明，纷纷至今。若必立泰，非别置晋王不可”帝泣曰“我不能”即诏长孙无忌、房玄龄、李勣与遂良等定策立晋王为皇太子。 时飞雉数集宫中，帝问“是何祥也”遂良曰“昔秦文公时，有侲子化为雉，雌鸣陈仓，雄鸣南阳。侲子曰：得雄者王，得雌者霸。文公遂雄诸侯，始为宝鸡祠。汉光武得其雄，起南阳，有四海。陛下本封秦，故雄雌并见，以告明德”帝悦，曰“人之立身，不可以无学。遂良所谓多识君子哉”俄授太子宾客。 薛延陀请婚，帝己纳其聘，复绝之。遂良曰“信为万事本，百姓所归。故文王许枯骨而不违，仲尼去食存信，贵之也。延陀，曩一俟斤耳。因天兵北讨，荡平沙塞，威加诸外，而恩结于内，以为余寇不可以无酋长，故玺书鼓纛，立为可汗。负抱之恩，与天无极。数遣使请婚于朝，陛下既开许，为御北门受献食。今一朝自为进退，所惜少，所失多，亏信夷狄，方生嫌恨，殆不可以训戎兵、励军事也。且龙沙以北，部落牛毛，中国击之不能尽，亦犹可北败，芮芮兴，突厥亡，延陀盛。是以古人虚外实内，怀之以德。使为恶，在夷不在华。失信，在彼不在此也。惟陛下裁幸”不纳。 帝欲自讨辽东，遂良固劝无行“一不胜，师必再兴。再兴，为忿兵。兵忿者，胜负不可必”帝然可。会李勣诋其计，帝意遂决东。遂良惧，上言“臣请譬诸身。两京，腹心也。四境，手足也。殊裔绝域，殆非支体所属。高丽王陛下所立，莫离支杀之。讨其逆，夷其地，固不可失，但遣一二慎将，付锐兵十万，翔旝云輣，唾手可取。昔侯君集、李靖皆庸人尔，犹能撅高昌，缨突厥，陛下止发踪指示，得归功圣明。前日从陛下平天下，虓士爪臣，气力未衰，可驱策，惟陛下所使。臣闻涉辽而左，或水潦，平地淖三尺，带方、玄菟，海壤荒漫，决非万乘六师所宜行”是时，帝锐意荡平，不见省。进黄门侍郎，参综朝政。莫离支遣使贡金，遂良曰“古者讨杀君之罪，不受其赂。鲁纳郜鼎太庙，《春秋》讥之。今莫离支所贡不臣之篚，不容受”诏可，以其使属吏。 帝既平高昌，岁调兵千人往屯，遂良诵诤不可，帝志取西域，寘其言不用。西突厥寇西州，帝曰“往魏征、褚遂良劝我立麹文泰子弟，不用其计，乃今悔之”帝于寝宫侧别置院居太子，遂良谏，以为“朋友深交者易怨，父子滞爱者多愆。宜许太子间还东宫，近师傅，专学艺，以广懿德”帝从其言。会父丧免，起复，拜中书令。 帝寝疾，召遂良、长孙无忌曰“叹武帝寄霍光，刘备托诸葛亮，朕今委卿矣。太子仁孝，其尽诚辅之”谓太子曰“无忌、遂良在，而毋忧”因命遂良草诏。高宗即位，封河南县公，进郡公。坐事出为同州刺史。再岁，召拜吏部尚书、同中书门下三品，监修国史，兼太子宾客。进拜尚书右仆射。 帝将立武昭仪，召长孙无忌、李勣、于志宁及遂良人。或谓无忌当先谏，遂良曰“太尉，国元舅，有不如意，使上有弃亲之讥”又谓勣上所重，当进，曰“不可。司空，国元勋，有不如意，使上有斥功臣之嫌”曰“吾奉遗诏，若不尽愚，无以下见先帝”既入，帝曰“罪莫大于绝嗣，皇后无子，今欲立昭仪，谓何”遂良曰“皇后本名家，奉事先帝。先帝疾，执陛下手语臣曰：我儿与妇今付卿”且德音在陛下耳，可遽忘之。皇后无它过，不可废”帝不悦。翌日，复言，对曰“陛下必欲改立后者，请更择贵姓。昭仪昔事先帝，身接帷第，今立之，奈天下耳目何”帝羞默。遂良因致笏殿阶，叩头流血，曰“还陛下此笏，丐归田里”帝大怒，命引出。武氏从幄后呼曰“何不扑杀此獠”无忌曰“遂良受顾命，有罪不加刑”会李勣议异，武氏立，乃左迁遂良潭州都督。 显庆二年，徙桂州，未几，贬爱州刺史。遂良内忧祸，恐死不能自明，乃上表曰“往者承乾废，岑文本、刘洎奏东宫不可少旷，宜遣濮王居之，臣引义固争。明日仗入，先帝留无忌、玄龄、勣及臣定策立陛下。当受遗诏。独臣与无忌二人在，陛下方草土号恸，臣即奏请即位大行柩前。当时陛下手抱臣颈，臣及无忌请即还京，发哀大告，内外宁谧。臣力小任重，动贻伊戚，蝼蚁余齿，乞陛下哀怜”帝昏懦，牵于武后，讫不省。岁馀，卒，年六十三。 后二岁，许敬宗、李义府奏长孙无忌逆谋皆遂良驱煽，乃削官爵。二子彦甫、彦冲流爱州，杀之。帝遣诏听其家北还。神龙中，复官爵。德宗追赠太尉。文宗时，诏以遂良五世孙虔为临汝尉。安南观察使高骈表遂良客窆爱州，二男一孙祔。咸通九年，诏访其后护丧归葬阳翟云。 遂良曾孙璆，字伯玉，擢进士第，累拜监察御史里行。先天中，突厥围北庭，诏璆持节监总督诸将，破之。迁侍御史，拜礼部员外郎。而气象凝挺，不减在台时
尹师鲁墓志铭 师鲁，河南人，姓尹氏，讳洙。然天下之士识与不识皆称之曰师鲁，盖其名重当世。而世之知师鲁者，或推其文学，或高其议论，或多其材能。至其忠义之节，处穷达，临祸福，无愧于古君子，则天下之称师鲁者未必尽知之。 师鲁为文章，简而有法。博学强记，通知今古，长于《春秋》。其与人言，是是非非，务穷尽道理乃已，不为苟止而妄随，而人亦罕能过也。遇事无难易，而勇于敢为，其所以见称于世者，亦所以取嫉于人，故其卒穷以死。 师鲁少举进士及第，为绛州正平县主簿、河南府户曹参军、邵武军判官。举书判拔萃，迁山南东道掌书记、知伊阳县。王文康公荐其才，召试，充馆阁校勘，迁太子中允。天章阁待制范公贬饶州，谏官、御史不肯言。师鲁上书，言仲淹臣之师友，愿得俱贬。贬监郢州酒税，又徙唐州。遭父丧，服除，复得太子中允、知河南县。赵元昊反，陕西用兵，大将葛怀敏奏起为经略判官。师鲁虽用怀敏辟，而尤为经略使韩公所深知。其后诸将败于好水，韩公降知秦州，师鲁亦徙通判濠州。久之，韩公奏，得通判秦州。迁知泾州，又知渭州，兼泾原路经略部署。坐城水洛与边臣略异议，徙知晋州。又知潞州，为政有惠爱，潞州人至今思之。累迁官至起居舍人，直龙图阁。 师鲁当天下无事时独喜论兵，为《叙燕》、《息戍》二篇行于世。自西兵起，凡五六岁，未尝不在其间，故其论议益精密，而于西事尤习其详。其为兵制之说，述战守胜败之要，尽当今之利害。又欲训土兵代戍卒，以减边用，为御戎长久之策，皆未及施为。而元昊臣，西兵解严，师鲁亦去而得罪矣。然则天下之称师鲁者，于其材能，亦未必尽知之也。 初，师鲁在渭州，将吏有违其节度者，欲按军法斩之而不果。其后吏至京师，上书讼师鲁以公使钱贷部将，贬崇信军节度副使，徙监均州酒税。得疾，无医药，舁至南阳求医。疾革，隐几而坐，顾稚子在前，无甚怜之色，与宾客言，终不及其私。享年四十有六以卒。 师鲁娶张氏，某县君固。有兄源，字子渐，亦以文学知名，前一岁卒。师鲁凡十年间三贬官，丧其父，又丧其兄。有子四人，连丧其三。女一适人固，亦卒。而其身终以贬死。一子三岁，四女未嫁，家无余资，客其丧于南阳不能归。平生故人无远迩皆往赙之，然后妻子得以其柩归河南，以某年某月某日葬于先茔之次。 余与师鲁兄弟交，尝铭其父之墓矣固，故不复次其世家焉钞。铭曰： 藏之深，固之密。石可朽，铭不灭。
为学之道，必本于思。思则得之，不思则不得也。故《书》曰：“思曰睿，睿作圣”。思所以睿，睿所以圣也。 不深思则不能造于道；不深思而得者，其得易失。然而学者有无思虑而得者，何也？曰：以无思无虑而得者，乃所以深思而得之也；以无思无虑为不思而自以为得者，未之有也。
月日，臣修谨昧死再拜上书于皇帝陛下。臣近准诏书，许臣上书言事。臣学识愚浅，不能广引深远，以明治乱之原，谨采当今急务，条为三弊五事，以应诏书所求，伏惟陛下裁择。 臣闻自古王者之治天下，虽有忧勤之心而不知致治之要，则心愈劳而事愈乖；虽有纳谏之明，而无力行之果断，则言愈多而听愈惑。故为人君者，以细务而责人，专大事而独断，此致治之要术也；纳一言而可用，虽众说不得以沮之，此力行之果断也。知此二者，天下无难治矣。 伏见国家自大兵一动，中外骚然。陛下思社稷之安危，念兵民之疲弊，四五年来，圣心忧劳，可谓至矣。然而兵日益老，贼日益强，并九州之力讨一西戎小者，尚无一人敢前，今又北戎大者违盟而动，其将何以御之？从来所患者夷狄，今夷狄叛矣；所恶者盗贼，今盗贼起矣；所忧者水旱，今水旱作矣；所赖者民力，今民力困矣；所须者财用，今财用乏矣。陛下之心日忧于一日，天下之势岁危于一岁。此臣所谓用心虽劳，不知求致治之要者也。近年朝廷开发言路，献计之士不下数千，然而事绪转多，枝梧不暇。从前所采，众议纷纭，至于临事，谁策可用？此臣所谓听言虽多，不如力行之果断者也。 伏思圣心所甚忧而当今所尚阙者，不过曰无兵也，无将也，无财用也，无御戎之策也，无可任之臣也。此五者，陛下忧其未有，而臣谓今皆有之。然陛下未得而用者，未思其术也。国家创业之初，四方割据，中国地狭，兵民不多，然尚能南取荆楚、收伪唐、定闽岭，西平两蜀，东下并、潞，北窥幽、燕。当时所用兵财将吏，其数几何？惟善用之，故不觉其少。何况今日，承百年祖宗之业，尽有天下之富强，人众物盛，十倍国初，故臣敢言有兵、有将、有财用、有御戎之策、有可任之臣。然陛下皆不得而用者，其故何哉？由朝廷有三大弊故也。 何谓三弊？一曰不慎号令，二曰不明赏罚，三曰不责功实。此三弊因循于上，则万事弛慢废坏于下。臣闻号令者，天子之威也；赏罚者，天子之权也。若号令不信，赏罚不当，则天下不服。故又须责臣下以功实，然后号令不虚出，而赏罚不滥行。是以慎号令，明赏罚，责功实，此三者帝王之奇术也。自古人君，英雄如汉武帝，聪明如唐太宗，皆知用此三术，而自执威权之柄，故所求无不得，所欲皆如意。汉武好用兵，则诛灭四夷，立功万里，以快其心。欲求将，则有卫、霍之材以供其指使；欲得贤士，则有公孙、董汲之徒以称其意。唐太宗好用兵，则诛突厥，服辽东，威振夷狄，以逞其志。欲求将，则有李靖、李勣之徒入其驾驭；欲得贤士，则有房、杜之徒在其左右。此二帝者，凡有所为，后世莫及。可谓所求无不得，所欲皆如意。无他术也，惟能自执威权之柄耳。 伏惟陛下以圣明之姿，超出二帝，又尽有汉、唐之天下。然而欲御边，则常患无兵；欲破贼，则常患无将；欲赡军，则常患无财用；欲威服四夷，则常患无策；欲任使贤材，则常患无人。是所求皆不得，所欲皆不如意，其故无他，由不用威权之术也。自古帝王，或为强臣所制，或为小人所惑，则威权不得出于己。今朝无强臣之患，旁无小人偏任之溺，内外臣庶尊陛下如天，爱陛下如父，倾耳延首愿听陛下之所为，然何所惮而不为乎？若一日赫然执威权以临之，则万事皆办，何患五者之无。奈何为三弊之因循，一事之不集。臣请言三弊。 夫言多变则不信，令频改则难从。今出令之初，不加详审，行之未久，寻又更张。以不信之言行难从之令，故每有处置之事，州县知朝廷未是一定之命，则官吏或相谓曰“且未要行，不久必须更改”，或曰“备礼行下，略与应破指挥”。旦夕之间，果然又变。至于将吏更易，道路疲于送迎；符牒纵横，上下莫能遵守。中外臣庶，或闻而叹息，或闻而窃笑，叹息者有忧天下之心，窃笑者有轻朝廷之意。号令如此，欲威天下，其可得乎？此不慎号令之弊也。 用人之术，不过赏罚。然赏及无功则恩不足劝，罚失有罪则威无所惧，虽有人，不可用矣。太祖时，王全斌破蜀而归，功不细矣，犯法一贬，十年不问。是时方讨江南，故黜全斌，与诸将立法，及江南已下，乃复其官。太祖神武英断，所以能平定天下者，其赏罚之法皆如此也。昨关西用兵，四五年矣，赏罚之际，是非莫分。大将以无功罢者依旧居官，军中见无功者不妨得好官，则诸将谁肯立功矣。裨将畏懦逗留者皆当斩罪，或暂贬而寻迁，或不贬而依旧，军中见有罪者不诛，则诸将谁肯用命矣。所谓赏不足劝，罚无所惧，赏罚如此而欲用人，其可得乎？此不明赏罚之弊也。 自兵动以来，处置之事不少，然多有名而无实。臣请略言其一二，则其他可知。数年以来，点兵不绝，诸路之民半为兵矣，其间老弱病患、短小怯懦者不可胜数，兵额空多，所用者少，是有点兵之虚名，而无得兵之实数也。新集之兵，所在教习，追呼上下，民不安居，主教者非将领之材，所教者无旗鼓之节，往来州县，愁叹嗷嗷，既多是老病小怯之人，又无训齐精练之法。此有教兵之虚名，而无训兵之实艺也。诸路州军分造器械，工作之际已劳民力，辇运般送又苦道涂。然而铁刃不刚，筋胶不固，长短大小多不中度。造作之所但务充数而速了，不计所用之不堪，经历官司又无检责。此有器械之虚名，而无器械之实用也。以草草之法教老怯之兵，执钝折不堪之器械，百战百败，理在不疑，临事而悟，何可及乎！故事无大小，悉皆卤莽，则不责功实之弊也。 臣故曰三弊因循于上，则万事弛慢废坏于下。万事不可尽言，臣请言大者五事。 其一曰兵。臣闻攻人以谋不以力，用兵斗智不斗多。前代用兵之人，多者常败，少者常胜。汉王寻等以百万之兵遇光武九千人而败，是多者败而少者胜也；苻坚以百万之兵遇东晋二三万人而败，是多者败而少者胜也；曹操以三十万青州兵大败于吕布，退而归许，复以二万人破袁绍十四五万，是用兵多则败、少则胜之明验也。况于夷狄，尤难以力争，只可以计取。李靖破突厥于定襄，只用三千人，其后破颉利于阴山，亦不过一万。其他以三五千人立功塞外者，不可悉数。盖兵不在多，能以计取尔。故善用兵者，以少而为多；不善用者，虽多而愈少也。为今计者，添兵则耗国，减兵则破贼。今沿边之兵不下七八十万，可谓多矣。然训练不精，又有老弱虚数，则十人不当一人，是七八十万之兵，不当七八万人之用。加又军无统制，分散支离，分多为寡，兵法所忌。此所谓不善用兵者虽多而愈少，故常战而常败也。臣愿陛下赫然奋威，敕励诸将，精加训练，去其老弱，七八十万中可得四五十万数。古人用兵以一当百，今既未能，但得以一当十，则五十万精兵可当五百万兵之用。此所谓善用兵者以少而为多，古人所以少而常胜者，以此也。今不思实效，但务添多，耗国耗民，积以年岁，贼虽不至，天下已困矣。此一事也。 其二曰将。臣又闻古语曰“将相无种”。故或出于奴仆，或出于军卒，或出于盗贼，惟能不次而用之，乃为名将耳。国家求将之意虽劳，选将之路太狭。今诏近臣举将而限以资品，则英豪之士在下位者不可得矣；试将材者限以弓马一夫之勇，则智略万人之敌皆遗之矣；山林奇杰之士召而至者，以其贫贱而薄之，不过与一主簿借职，使其怏怏而去，则古之屠钓饭牛之杰皆激怒而失之矣。至于无人可用，则宁用龙钟跛躄庸懦暗劣之徒，皆委之要地，授之兵柄，天下三尺童子皆为朝廷危之。前日澶渊之卒几为国家生事，此可见也。议者不知取将之无术，但云当今之无将臣。臣愿陛下革去旧弊，奋然精求。有贤豪之士，不须限以下位；有智略之人，不必试以弓马；有山林之杰，不可薄其贫贱。惟陛下能以非常之礼待人，人臣亦将以非常之效报国，又何患于无将哉？此二事也。 其三曰财用。臣又闻善治病者，必医其受病之处；善救弊者，必寻其起弊之源。今天下财用困乏，其弊安在？起于用兵而费大故也。汉武好穷兵，用尽累世之财，当时勒兵单于台，不过十八万，尚能困其国力。况未若今日七八十万，连四五年而不罢，所以天地之所生，竭万民之膏血，而用不足也。今虽有智者，物不能增，而计无所出矣。惟有减冗卒之虚费，练精兵而速战，功成兵罢，自然足矣。今兵有可减之理，无人敢当其事；贼有速击之便，无将敢奋其勇。后时败事，徒耗国而耗民。惟陛下以威权督责之，乃有期耳。此三事也。 其四曰御戎之策。臣又闻兵法曰：“上兵伐谋，其次伐交。”北虏与朝廷通好仅四十年，不敢妄动，今一旦发其狂谋者，其意何在？盖见中国频为元昊所败，故敢启其贪心，伺隙而动尔。今若敕励诸将，选兵秣马，疾入西界，但能痛败昊贼一阵，则吾军威大振，而虏计沮矣。此所谓上兵伐谋者也。今诇事者皆知北虏与西贼通谋，欲并二国之力，窥我河北、陕西。若使二虏并寇，则难以力支。今若我能先击败其一国，则虏势减半，不能独举。此兵法所谓伐交者也。元昊地狭，贼兵不多，向来攻我，传闻北虏常有助兵。今若虏中自有点集之谋，而元昊骤然被击，必求助于北虏。北虏分兵助昊，则可牵其南寇之力；若不助昊，则二国有隙，自相疑贰。此亦伐交之策也。假令二国克期分路来寇，我能先期大举，则元昊仓皇自救不暇，岂能与北虏相为表里？是破其素定之约，乖其克日之期。此兵法所谓亲而离之者，亦伐交之策也。元昊叛逆以来，幸而屡胜，常有轻视诸将之心，今又见朝廷北忧戎虏，方经营于河朔，必谓我师不能西出。今乘其骄怠，正是疾驱急击之时。此兵法所谓出其不意者，此取胜之上策也。前年西将有请出攻者，当时贼气力方盛，我兵未练，朝廷尚许其出师，况今元昊有可攻之势，此不可失之时。彼方幸吾忧河北，而不虞我能西征，出其不意，此可攻之势也。自四路分帅，今已半年，训练恩信，兵已可用，故近日屡奏小捷。是我师渐振，贼气渐衄，此可攻之势也。苟失此时，而使二虏先来，则吾无策矣。臣愿陛下诏执事之臣，熟议而行之。此四事也。 其五曰可任之臣。臣又闻仲尼曰：“十室之邑，必有忠信。”况今文武列职遍于天下，其间岂无材智之臣？而陛下总治万机之大，既不暇尽识其人，故不能躬自进贤而退不肖；执政大臣动拘旧例，又不敢进贤而退不肖；审官、吏部、三班之职，但掌文簿差除而已，又不敢越次进贤而退不肖。是上自天子，下至有司，无一人得进贤而退不肖者。所以贤愚混杂，侥幸相容，三载一迁，更无旌别。平居无事，惟患太多，而差遣不行，一旦临事要人，常患乏人使用。自古任官之法，无如今日之缪也。今议者或谓举主转官为进贤，犯罪黜责为退不肖，此不知其弊之深也。大凡善恶之人，各以类聚。故守廉慎者，各举清干之人；有赃污者，各举贪浊之人；好徇私者，各举请求之人；性庸暗者，各举不材之人。朝廷不问是非，但见举主数足，便与改官，则清干者进矣，贪浊者亦进矣，请求者亦进矣，不材者亦进矣。混淆如此，便可为进贤之法乎？方今黜责官吏，岂有澄清纠举之术哉？惟犯赃之人因民论诉者，乃能黜之耳。夫能舞弄文法而求财赂者，亦强黠之吏，政事必由己出，故虽诛剥豪民，尚或不及贫弱。至于不材之人不能主事，众胥群吏共为奸欺，则民无贫富，一时受弊。以此而言，则赃吏与不材之人为害等耳。今赃吏因自败者，乃加黜责，十不去其一二。至于不材之人，上下共知而不问，宽缓容奸。其弊如此，便可为退不肖之法乎？贤不肖既无别，则宜乎设官虽多而无人可用也。 臣愿陛下明赏罚，责功实，则材皆列于陛下之前矣。臣故曰五者皆有，然陛下不得而用者，为有弊也。三弊五事，臣既已详言之矣，惟陛下择之，天下之务不过此也。方今天文变于上，地理逆于下，人心怨于内，四夷攻于外，事势如此矣，非是陛下迟疑疑宽缓之时，惟愿为社稷生民留意。臣修昧死再拜。
今朝廷有一政事，而多出于御批；有一委任，而多出于特旨。使政事而皆善，委任而皆当，固足以彰陛下之圣德，而犹不免好详之名。万一不然，而徒使宰辅之避事者得用以藉口，此臣爱君之心所不能以自已也。臣愿陛下操其要于上，而分其详于下。
夫为国不可以生事，亦不可以畏事。畏事之弊，与生事均。譬如无病而服药，与有病而不服药，皆可以杀人。夫生事者，无病而服药也。畏事者，有病而不服药也。乃者阿里骨之请，人人知其不当予，而朝廷予之，以求无事，然事之起，乃至于此，不几于有病而不服药乎？今又欲遽纳夏人之使，则是病未除而药先止，其与几何。
壬戌之秋，七月既望，苏子与客泛舟游于赤壁之下。清风徐来，水波不兴。举酒属客，诵明月之诗，歌窈窕之章。少焉，月出于东山之上，裴回于斗牛之间。白露横江，水光接天。纵一苇之所如，陵万顷之茫然。浩浩乎如凭虚御风，而不知其所止；飘飘乎如遗世独立，羽化而登仙。 于是饮酒乐甚，扣舷而歌之。歌曰：“桂棹兮兰桨，击空明兮溯流光。渺渺兮余怀，望美人兮天一方。”客有吹洞箫者，倚歌而和之。其声呜呜然，如怨如慕，如泣如诉；馀音袅袅，不绝如缕。舞幽壑之潜蛟，泣孤舟之嫠妇。 苏子愀然，正襟危坐，而问客曰：“何为其然也？”客曰：“‘月明星稀，乌鹊南飞。’此非曹孟德之诗乎？西望夏口，东望武昌，山川相缪，郁乎苍苍，此非孟德之困于周郎者乎？方其破荆州，下江陵，顺流而东也，舳舻千里，旌旗蔽空，酾酒临江，横槊赋诗，固一世之雄也，而今安在哉？况吾与子渔樵于江渚之上，侣鱼虾而友麋鹿，驾一叶之扁舟，举匏樽以相属。寄蜉蝣于天地，渺浮海之一粟。哀吾生之须臾，羡长江之无穷。挟飞仙以遨游，抱明月而长终。知不可乎骤得，托遗响于悲风。” 苏子曰：“客亦知夫水与月乎？逝者如斯，而未尝往也；赢虚者如彼，而卒莫消长也。盖将自其变者而观之，则天地曾不能以一瞬；自其不变者而观之，则物与我皆无尽也，而又何羡乎！且夫天地之间，物各有主，苟非吾之所有，虽一毫而莫取。惟江上之清风，与山间之明月，耳得之而为声，目遇之而成色，取之无禁，用之不竭。是造物者之无尽藏也，而吾与子之所共食。” 客喜而笑，洗盏更酌。肴核既尽，杯盘狼籍。相与枕藉乎舟中，不知东方之既白。
历观前贤论书，征引迂远，比况奇巧，如“龙跳天门，虎卧凤阁”，是何等语？或遣辞求工，去法逾远，无益学者。故吾所论，要在入人，不为溢辞。 吾书小字行书，有如大字。唯家藏真迹跋尾，间或有之，不以与求书者。心既贮之，随意落笔，皆得自然，备其古雅。壮岁未能立家，人谓吾书为集古字，盖取诸长处总而成之。既老始自成家，人见之，不知以何为祖也。 江南吴岏、登州王子韶，大隶题榜有古意，吾儿友仁大隶题榜与之等。又幼儿友知代吾名书碑及手大字更无辨。门下许侍郎尤爱其小楷，云每小简可使令嗣书，谓友知也。 老杜作《薛稷慧普寺》诗云：“郁郁三大字，蛟龙岌相缠。”今有石本得视之，乃是勾勒倒收笔锋，笔笔如蒸饼，“普”字如人握两拳，伸臂而立，丑怪难状。由是论之，古无真大字明矣。 葛洪“天台之观”飞白，为大字之冠、古今第一。欧阳询“道林之寺”，寒俭无精神。柳公权国清寺，大小不相称，费尽筋骨。裴休率意写牌，乃有真趣，不陷丑怪。真字甚易，唯有体势难，谓不如画算，勾，其势活也。 字之八面，唯尚真楷见之，大小各自有分。智永有八面已少钟法。丁道护，欧、虞笔始勾，古法亡矣。柳公权师欧，不及远甚，而为丑怪恶札之祖。自柳世始有俗书。 唐官告在世，为褚、陆、徐峤之体，殊有不俗者。开元已来，缘明皇字体肥俗，始有徐浩以合时君所好，经生字亦自此肥，开元已前古气无复有矣。 唐人以徐浩比僧虔，甚失当。浩大小一伦，犹吏楷也。僧虔，萧子云传钟法，与子敬无异，大小各有分，不一伦。徐浩为颜真卿辟客书韵，自张颠血脉来，教颜大字促令小，小字展令大，非古也。 石刻不可学，但自书使人刻之已非己书也，故必须真迹观之乃得趣。如颜真卿，每使家僮刻字，故会主人意，修改披撇，致大失真。唯吉州庐山题名，题讫而去，后人刻之，故皆得其真，无做作凡差，乃知颜出于褚也。又真迹皆无蚕头燕尾之笔，《与郭知运争坐位帖》有篆籀气，颜杰思也。柳与欧为丑怪恶札祖，其弟公绰乃不俗于兄，筋骨之说出于柳。世人但以怒张为筋骨，不知不怒张，自有筋骨焉。 凡大字要如小字，小字要如大字。褚遂良小字如大字，其后经生祖述，间有造妙者。大字如小字未之见也。 世人多写大字时用力捉笔，字愈无筋骨神气，作圆笔头如蒸饼大，可鄙笑。要须如小字锋势备全，都无刻意做作，乃佳。自古及今，余不敏，实得之榜字，固已满世自有识者知之。 石曼卿作佛号，都无回互转折之势，小字展令大，大字促令小，是颠教颜真卿谬论。盖字自有大小相称，且如写太一之殿，作四窠分，岂可将一字肥满一窠，以对殿字乎？盖自有相称大小，不展促也。余尝书天庆之观，天、之字皆四笔，庆、观字多画在下，各随其相称写之，挂起气势自带过，皆如大小一般，虽真有飞动之势也。 书至隶兴，大篆古法大坏矣。篆籀各随字形大小，故知百物之状，活动圆备，各各自足，隶乃始有展促之势，而三代法亡矣。 欧、虞、褚、柳、颜皆一笔书也。安排费工，岂能垂世。李邕脱子敬，体乏纤浓。徐浩晚年力过，更无气骨，皆不如作郎官时婺州碑也。董孝子不空皆晚年恶札，全无妍媚，此自有识者知之；沈传师变格，自有超世真趣，徐不及也；御史萧诚书太原题名，唐人无出其右，为《司马系南岳真君观碑》，极有钟王趣，余皆不及矣。 智永临集千文，秀润圆劲，八面具备，有真迹。自颠沛字起在唐林夫处，他人所收不及也。 字要骨格，肉须裹筋，筋须藏肉，帖乃秀润生布置，稳不俗，险不怪，老不枯，润不肥。变态贵形不贵苦，苦生怒，怒生怪；贵形不贵作，作入画，画入俗：皆字病也。 “少成若天性，习惯若自然。”兹古语也。吾梦古衣冠人授以摺纸书，书法自此差进。写与他人，都不晓。蔡元长见而惊曰：“法何太遽异耶？”此公亦具眼人。章子厚以真自名，独称吾行草，欲吾书如排算子，然真字须有体势，乃佳尔。 颜鲁公行字可教，真便入俗品。 尹仁等古人书，不知此学吾书多。小儿作草书，大假有意思。 智永砚成臼，乃能到右军；若穿透，始到钟、索也。可永勉之。 一日不书，便觉思涩。想古人未尝片时废书也。因思苏之才《恒公至洛帖》字明意，殊有工，为天下法书第一。 半山庄台上多文公书，今不知存否。文公与杨凝式书人鲜知之。余语其故，公大赏其见鉴。 金陵幕山楼隶榜石，关蔚宗二十一年前书。想六朝宫殿榜皆如是。 薛稷书慧普寺，老杜以为“蛟龙岌相缠”。今见其本，乃如柰重儿，握蒸饼势，信老杜不能书也。 学书须得趣，他好但为乃入妙。别为一好萦之，便不工也。 海岳以书学博士召对。上问本朝以书名世者凡数人。海岳各以其人对曰：“蔡京不得笔，蔡卞得笔而乏逸韵，蔡襄勒字，沈辽排字，黄庭坚描字，苏轼画字。”上复问卿书如何，对曰：“臣书刷字。”